,在一定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允许流动摊贩进入,滨州就很难做到。又比如,云岭市对垃圾处理实施严格的分类,其分类处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就为垃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滨州市很难做到。还有更重要的,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在云岭市如同人才,住房、落户、老人、孩子教育等,都与公务员一样同等享受。可在滨州那样的大城市里,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受到了限制,甚至有不少政策将其挡在了门外。”
陈益波又问:“还有吗?”
云教授说:“最致命的问题是,基础经济的自由度很大,要允许其随意发展,也就是随时随地的进行。你可以去云岭市的街上走一走,几乎每条街上都能见到基础经济的存在,滨州市能做到吗?可能根本做不到,可能会被城管赶走。你要是在滨州市搞基础经济,刻意地搞些地方,将基础经济固定在框子里,那就违背了基础经济的特点,就难以搞活基础经济。总而言之,经济繁荣度的首要指标就是基础经济的活跃度,基础经济充满活力,整个经济就是繁荣的,反之,整个经济就不是完整的,其活跃度肯定不高。”
陈益波感叹说:“省城就是省城,大街上随意撂地摊,确实是做不到啊。”
这时,云教授看向了许教授,“老许,该你说了。”
许教授微笑着说:“一个是省会城市,一个是新的地级市,其实没什么可比性。就拿所谓的幸福指数来说,一般人肯定会认为滨州市强于云岭市,因为大多数人愿意生活在滨州市。殊不知滨州市的生活压力远高于云岭市,就拿物价这一个指标,滨州市就比云岭市高百分之二点七。”
陈益波哦了一声,“就幸福指数来说,许教授也认为云岭市好于滨州市?”
许教授点了点头,“当然。”
陈益波说:“请许教授详细说说。”
许教授说:“幸福指数也叫幸福感指数,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这个概念起源于三十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二十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七百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顿了顿,许教授说:“生活质量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如果说 GDP、GNP是衡量国富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这样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陈益波点着头说:“许教授,请你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