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从上午十点开到了十二点半,讨论的问题包括了各部委之间的协调,国际政策的改变,外务活动的安排,以及七位执行官的对一些重要决策的投票。
第一次参加会议的周南并没有发言,只是在他们有问题咨询的时候,才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主要是一些国际事务的判断和建议。这是瑞士,是周南目前的国家,所以周南也毫无保留,针对任何问题都给出了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
十二点半,十一个人在餐厅共进午餐,这也是每周例会的惯例,在餐桌上,依旧在讨论一些需要决策的问题。
吃过午饭,只有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会议继续,并且持续到下午三点结束。
实际上,在两点半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些疲倦了,也把所有的问题都讨论完了,但是依旧拖到了三点才散会。
其他人都返回了各自的办公室,或者出外参加活动,只有副秘书长佛斯沃特,身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要出席后面的记者招待会。
周南经过了一番考虑,还是决定参加这次的新闻发布会。因为这不仅是他的第一次正式亮相,还是给世界各国发出相应的信号,以后的他,可是瑞士政府的官员了。
在发布会上,佛斯沃特向外通告了一些政府的决策,然后就到了记者提问阶段。所有的记者关注的并不是他,他也很清楚这一点,对着周南笑了笑,悠闲地坐在一边喝起了咖啡。
“周先生,你现在就进入了政坛,是不是代表你以后将会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
“我永远也不会成为职业政治家,因为如果成为了职业政治家。也就代表我将会失去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旁观视角,失去了我在理论方面公正性。我以后的职业依旧会以学术研究为主,并且明天在伯尔尼大学,就会为学生们讲一堂课。”
“周先生,你现在的日程经常被排的很满,以后还会写书吗?”
“当然,写书就是我学术研究后的结果呈现,没有这一步,又如何让大家知道,我究竟在研究什么呢?”
“周先生,你这次从英国返回,同行的就有来自英国王室的安德森侍从官,这是不是代表,你与英国政府之间也有合作呢?如果是这样,你此时任职联邦委员会,对这件事有没有影响?”
“据我所知,英国王室虽然身为英国的名誉领袖,但是并没有任何行政权利,也不涉及任何行政事务的管理和政策制定。我在英国期间,与乔治国王进行过多次会谈,对一些国际问题也有同样的认识,所以他以个人名义,委托我对一些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论证。但是,这只是个人行为,不涉及任何政府层面的合作……”
应付完了这些记者,周南离开联邦宫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他并没有留在伯尔尼,而是坐上了汽车,返回韦吉斯。
两地相距只有一百公里,开车也就是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他宁愿回到家里面对工地,也不愿意留在伯尔尼,因为在家里,有可爱的奥黛丽啊。
在伯尔尼大学的国际关系课,周南认真分析了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家,政治上孤立的必要性,经济上参与的重要性。
这门课,他虽然靠着自己另一世的研究在教学,但是同时也是在学习。因为瑞士在国际上几乎算是特例,他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
但是现在他身为一个瑞士人,身为联邦委员会的顾问,学好这门学科比掌握其他任何学科都更重要。
九月二十八日,驻守在纽伦堡的瑞士观察员发回来了纽伦堡审判的最新结果,这场已经持续了一年的大审判,终于要结束了。
对于审判结果,周南早已经就知道了。这场审判不过是东西方政客的一次平衡和妥协,关键的不是处理了哪些人,而是处理了那些人之后所传达的意义。
接到了消息了周南,第一次以公职的身份,写了一篇纽伦堡审判后期,欧洲各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展望。
在这篇文章中,周南第一次提出了警惕柏林政治危机。
这篇文章不会公开,一开始只会在委员会的十个人之间观阅,只有在委员会取得了通过,然后才会下发给议会的相关委员会。
再进行论证之后,然后交给议会审核,议会通过之后,再反馈给联邦委员会,然后联邦委员会开始按照决策执行。
对于东西方来说,柏林政治危机是危机,但对于东西方桥梁的瑞士来说,这次的危机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苏联的情节,以前的设想触及雷区,要重新构思。今天头疼了一天,下一章会稍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