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妮,把最近两个月的东南亚股市汇市的资料汇总给我。”约翰杜尔给自己的助理布置了一项任务。
良久,约翰杜尔摘下眼镜,“情况确实不太对,泰指的走势明显有庄家建仓,最近美元加息,如果这时候有人大笔卖出泰铢空单,同时在现货、股市狙击,泰国央行目前不到三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确实无法应付。”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黑手也有摩根史丹利一份,但摩根史丹利太大了,部门众多,相互之间的了解都不一定比他们的客户对他们的了解更多。
而且这种事情也不可能是霍华德赫尔博格这种中层能够知道的,霍华德仍然有些将信将疑。
霍华德质疑道:“我们是不是太敏感了?如果我们把亚马逊的ipo时间提前到三月,就要在二月底之前通过纽交所的注册审核,时间太紧迫了。即使东南亚真的出现汇市动荡,对美国股市的冲击也只能是暂时的。”
约翰杜尔摇头道:“霍华德,任何一场金融风暴,影响都会极为深远,更不是短期之内就能平息的,也许它对美国股市的冲击只是暂时,但如果我们正好赶上这一次,就又要浪费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重启ipo。”
“亚马逊所从事的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如果不能够尽快把资金压力向二级市场传导,到今年下半年,就需要对亚马逊进行c轮和d轮的融资,我们不想冒这种风险。”
霍华德仍旧争辩道:“可是”
约翰杜尔站起身来:“没什么可是,霍华德,你要明白,摩根只是我们的承销商,而且不是唯一的承销商,如果你们不想做这单生意,会有很多人愿意做。”
约翰杜尔明白,霍华德之所以争论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嫌麻烦。
这就是所谓的大企业病和职业经理人制的弊端了。
九十年代,正是职业经理人制被商界极度迷信的阶段,不只是华夏,美国也是如此。
杰克韦尔奇、郭士纳、乔治大卫,甚至包括华夏的张瑞米、刘传之,这写闪闪发光的名字都代表了职业经理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于是在整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职业经理人制几乎代表了绝对的政治正确。
有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最完美的管理制度,华夏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做不过外企,就是因为难以实现从家族企业向职业经理人制的转换。
但实际上,职业经理人制同样尤其弊端,甚至这种弊端会让一家公司慢性死亡。
无论给一个职业经理人什么样的头衔,哪怕是ceo、总裁,也改变不了职业经理人注重眼前利益胜过长远利益、注重个人利益胜过企业利益、注重量化指标胜过战略布局的本质。
有极少数能够做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平衡的职业经理人,这些人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些名字。
而更多的,则是唐军,是陈潇,是平井一夫,是埃洛普。
霍华德不愿推迟亚马逊的ipo时间,是因为这对他的kpi有影响,影响到他在摩根史丹利的业绩。
而不愿提前,也只是因为嫌麻烦,提前了,对他的kpi没有促进作用,干嘛要自找麻烦?提前两个月,你知道我们要多做多少事吗?
这就是霍华德的真实想法。
约翰杜尔作为kpcb的合伙人,一眼就看穿了霍华德的小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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