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事休息后,我们去超市买了菜。
把菜拿回家后,妻子华莉负责在家里做菜,我负责去学校接孩子。
学校门口站了很多家长,马路边上也停满了接孩子的车,两边的双行道都变成了单行道。尽管交通警察很熟练地指挥着车辆通行,但两边都只剩下一股道,所以车辆堵塞严重,行驶非常缓慢。尽管省城早就禁止了鸣放喇叭,但一些司机依然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时不时传来,使道路更显拥挤。
我离开省城的日子里,孩子上学放学一直是华莉送接。因为孩子放学的时间,比华莉下班的时间要早。孩子总是自觉地在教室做半个小时左右的作业,再等华莉来接。若是华莉有事,就请外公外婆接。
省城车辆较多,道路拥挤,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加之人员流动性较大,成分复杂,担心孩子被人骗走拐走。所以,孩子每次上学放学,是一定要有大人在场的。
其实,孩子放学,早接还是晚接,是很有学问的。每到放学时分,有的孩子被早早接走,一脸高兴。有的孩子则苦苦等待,闷闷不乐。我们家长要做到的是按时接孩子,不要去争做第一个接的人。
晚接孩子肯定不好,学校门口只剩几个孩子时,孩子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如若长期如此,孩子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会被放大。最终的结果,便会养成孩子内心懦弱的个性。
早接的益处比晚接的益处要大,那些被按时接走的孩子,则会感受到自己被重视,容易变得自信、乐观。不过,家长争做第一个来接的,也不好。如果孩子每天都是第一个被接走,可能会养成骄傲、虚荣的性格。而且,如果哪天不是第一个被接走,心里的落差会更大。
我没有调到月光县工作时,我的工作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华莉在省妇联,工作比较而言单纯些。领导对上下班时间,也要求的没有那么严。对于早一点下班接孩子,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照不宣,没有什么管。
我们两口子完全可以做到,在孩子放学时,能正常来接孩子。我们不是第一个来接孩子的,也不是最后一个来接的。我们就像省城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裹挟”在接孩子的洪流中。
我离开省城后,接送孩子的任务就落到华莉一个人头上了。用华莉自己的话说,就是连一个换手的人都没有。
华莉看似柔弱,但性格坚强。她不愿意求人,她想让自己的父母好好安度晚年,不愿意让父母替她来接孩子。除非出差或者有事走不开,不得不请父母帮助接孩子。
我的家在农村,实话实说,跟她的家庭还是有些差别的。我的父母还要干农活,不可能不干农活来接孩子,她也没有指望我父母来帮她。我的父母跟她还有些生活上的差异,即便来了,我估计肯定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磕磕绊绊的事发生,一直和睦相处的概率恐怕也不高。尽管华莉在我们家,非常受尊敬。
有时,我也替华莉“抱屈”,干嘛找我这个农村来的老公啊?她的条件那么好,找一个城里的老公多好啊。孩子基本上由双方的父母包办了,自己多轻松啊。或者,找一个有钱的老公啊,包括接送孩子、买菜做饭都可以通过钱来解决啊。
华莉找我,实打实是嫁给了爱情。我当初也是的,也是从爱情出发,没有替她好好考虑一下。摆明家庭的差异,摆明嫁给我,可能日子不会过的很好。你看现在,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中,高迎春、杨明亮、梁刚都比她的日子过的好。
不谈别的,就说买菜做饭、接送孩子,高迎春双方的父母是抢着接送,抢着做饭,不要高迎春操一点心。梁刚家同样如此,虽然两个孩子,但双方的父母还是都愿意照顾孩子,他们家也请了保姆,不要梁刚两口子操什么心。
在北京的杨明亮两口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把孩子交给双方老人,自己像初恋情人一样,屁颠屁颠地到处玩,日子过的自由自在,潇洒的很。
我除了挣钱比他们少、上交的少外,华莉还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这个巨大的风险来源于我这里,来源于我现在的工作,来源于我仍然没有理清、理顺的月光县。
为了维护五十万群众的利益,我不得不得罪那些“权贵们”,那些“权贵们”,那些“既得利益者”不可能俯首就擒,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防止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追究,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惩罚,必然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拼死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这就不仅让我处在风口浪尖上,而且还有可能让包括华莉在内的家人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中。
但我不能退却,我只能义无反顾,奋力前行。
而我,不能同流合污,不能贪腐,我必须维持并捍卫正义,这是我的底线,也是华莉的底线。这就意味着,我挣不到什么钱,我必然会使我和我的家庭处于危险的境地中。
实话实说,不是我自己瞧不起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华莉找我,确定是找亏了。
还是说孩子的事吧,华莉自己不能经常化、制度化的提前下班来接孩子,所以,只能晚点来接孩子。
好在她不愧是干妇女工作的,她跟孩子的老师沟通的很顺畅,在她和老师的双重工作下,晚点来接孩子,孩子也觉得心安理得,放学后...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