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火了。”
小强笑得合不拢嘴,说:“要真是他们来了,免费免费,算是做广告宣传了。”
王一鸣边吃边问了小强家的情况,几个孩子了。
小强说:“两个,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姑娘是大的,十七了,在县一高上一年级。儿子今年十四岁,上初二。住的还是机械厂当年给的那两间房子,平房,听说要拆迁了,地皮要卖给开发商了,要建设商品房。我们这个房子,没有产权,属于公房,所以我们得不到一点补偿。”
王一鸣说:“县城里的商品房现在是什么价格?”
小强说:“每平方米一千一二吧,我们买不起的。我和张桂花,都是下岗职工,说是下岗,其实哪里还有我们的岗啊!一分钱都没有。不摆这个摊子,连吃饭都成问题。现在厂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厂领导把地皮也卖了,说是还银行的贷款。我们600多下岗职工,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这几天工人们开始串联,说准备阻止商品房开发,把地皮拿回来,我们集资,在上面盖房子或者商铺卖,算是给大家一个活路。我没去,一来你嫂子一个人弄着这个摊子,肯定是弄不了;二来我也想了,闹有什么用,人家早就串通好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你就是再闹,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现在谁不知道,官官相护。有钱人帮有钱人,当官的帮当官的,谁还把我们这些小百姓看在眼里。你要是硬闹,人家也有办法,警察别看对治安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在县城里,大白天的,两拨人打架,只要不打死人,警察就是走过旁边,他也装着没看见。但工人一闹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治安案件了,他们说是威胁了社会稳定,不但警察,连防爆警察、武警都会出动,一个一个,荷枪实弹,戴着头盔,好不吓人。逮着一个,就像农村杀猪的捆猪似的,把你往车后面一仍,拉到没人的地方,在太阳底下晒个大半天,也不让你喝水,也不让你上厕所,你说你服不服。所以进去的人,都学乖乖了,想起受过的罪,都老老实实了。就是再委屈,也不敢对抗政府了。活着比什么都好。我还有两个孩子要供养啊,离开了我,这娘三口,都得流浪街头,成为要饭的。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了,他们给几个就算几个,我也不闹了,再闹更没有好果子吃。好歹我还有这个摊子,一天下来,还可以挣个三五十块钱,够我们一家生活的了。等把两个孩子供养大了,都能够上到大学毕业,找个好的工作,我就满足了。我经常给两个孩子讲起你,说如果你们上到了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了,就去找你一鸣叔叔,他现在是大官了,是个好人,他会帮你们的忙的。等老了,干不动了,我和你嫂子,就回农村的老家。家里好歹还有一片宅子,可以起两间房子,够我们两口住,就行了。这县城里,也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地方,连喝的水都涨价了,什么都贵,我们也花销不起。”
王一鸣听他讲的,心里一酸,眼泪差点要掉下来,饭也吃不下去了,他没想到,原来在县城里非常风光的机械厂的工人,如今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在计划经济时代,机械厂是全县闻名的八大企业之一,生产的农机配件,行销全国,效益好得很。厂里有篮球场、足球场,设施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县城里有什么重大的体育活动,都要借用他们的场地。
那个时候,在机械厂上班的小伙子,在县城里,随便挑媳妇。工资高,福利好,有食堂,有宿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老大哥。没想到,改革开放没几年,厂子就不行了,到最后,竟成了这样的结局。
县城里其它的厂子怎么样,王一鸣还想了解了解,就问大家,“当年的八大企业,现在还在吗?”
同学们说:“都垮了,有的地皮早卖光了,上面都开发成了商品房。现在县城里,唯一兴盛的企业,就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其它的,都完了。”
“那全县工人靠什么就业啊?”
“哪里还有就业,没人管了,自谋生路。没听电视里天天唱吗,‘从头再来’。整个县城,下岗失业的不下三万人,到外地打工的打工,回农村老家种地的种地,留在县城里的,男的大多蹬三轮,女的大多摆小摊。你看那县城里那么多的人力三轮车,大多数都是下岗工人。女的呢,批发个毛巾、鞋子之类的东西,沿街串巷,叫卖东西。有的长得漂亮的,年轻的,嫌弃干这个丢人,又不挣钱,就去了外地,做了三陪小姐。这样的人多了。现在的社会,笑贫不笑娼,只要你能挣到钱,也没有人说你了。你看那满大街的美容美发店,坐在里面的小姐,袒胸露乳,里面连一把剪刀都没有,都是干皮肉生意的,他们都是外地人,本地人不在本地做这个,怕熟人认出来。”
王一鸣问:“那你们都靠什么生活啊?”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各想各的门路。上班的,有工资发,虽然不应时,有时候要拖欠个一年半载,但到年底,快过年的时候,好歹都会给补齐。平常里没有钱了,只能是求亲靠友,借。农村里有地的,还好些,回家还可以要点粮食,自己买点菜,可以过下去了。现在就是怕孩子上学的花费,一个孩子,每年学费带生活费,需要上千块。更怕家里有病人,一旦得病,就是倾家荡产。现在好多人没有医疗保险,就是有,也报销不了几个钱,看大病,还是靠东挪西借,家里有一个重病号,全家人的生活都受拖累。在县城里,做个公务员,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四五百块钱的工资,门头差事又多,今天他结婚的,明天他家死人呢,都得应酬,封礼,一个月下来,总有几宗事情,这个钱,不花又不行,县城又只有那么大,你接到请帖了不去,下次见了人,没办法开口,你赖啊!没脸见人。于是,就是再穷,也得打肿脸充胖子,鼓着肚子硬撑。所以,现在的生活压力,简直是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了。大街上失业的成群,没有饭吃,就偷就抢,尤其是那些十七八岁,一二十岁的小青年,早早就下学了,找不到工作,没有钱,还想活得风光,有酒喝,有饭吃,于是就拉帮结派,闯荡江湖。在县城里打架斗殴,这一派和那一派,为了争地盘,抢生意,经常是大打出手。这些人,都是不要命的,谁下手狠,谁是英雄,大家都佩服。在县城里也就成了名人了,到哪里都有人巴结,整天有人请,连那些当官的,也给这些人面子,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甚至拜把子。公安局的破案,也要这些人的帮助,要不然就得不到线索。现在的社会啊,简直是乱透了。一鸣你好歹还是个副部长,有机会见那些大官们,难到下面这些事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还是知道了,装糊涂。你得向上面反映反映,现在到哪里,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民不聊生啊!”
王一鸣听他们乱七八糟的讲了许多县城里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都是触目惊心,这些事情,让王一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他没想到,仅仅是十几年的光景,这个偏僻的县城,就是这样一幅样子了。这个县城,也就是全国的缩影,其它的地方,也不比这个地方好多少。王一鸣承认,自己这些年,官越做越大,到基层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到了基层,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看到的都是当地最好的一面,所有的阴暗面,大家都对他回避了,谁也不敢讲,谁都怕触霉头。大家一级一级,哄骗上去,就成了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在北京时,看到的都是欣欣向荣的一面,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简直是太好了,大家一说起来,都是大好局面,蒸蒸日上啊!报纸电台电视台,也是开足马力,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整天向全国、全世界灌输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欺人与自欺,让大家都失去了基本的常识,不敢面对现实,整天晕晕乎乎的,在麻醉中混起了日子。
王一鸣感觉到,坐在北京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确实感受不到危机,看不到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是一团乱麻,官当得越大,离人民越远,也就离社会真相越远。想到自己是这个状况,王一鸣从心里真是感到,可怜那些比自己官大的多的人,他们离社会真相的距离,毫无疑问,是更远了。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过滤了多少遍的,他们耳朵里,再也听不到像自己的这帮同学那样,直言不讳毫不留情的话语了,没有一个人向他们说实话,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已经是瞎子聋子,怪不得他们的脸上,什么时候看,都是带着灿烂的笑容。他们就像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这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能说不是悲哀。连真相你都看不到,你还能有什么正确的判断力呢!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决策,只能是离广大人民越来越远,你不拿老百姓当回事,长此以往,老百姓也就不拿你当回事了。大家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在相互欺骗中,混起了日子。这里没有发自肺腑的尊敬,爱戴,只有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应酬的神情,这样的领导人,哪能有什么个人魅力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