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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高度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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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亚述征服世界，却完全依靠武力。他们的统治也一样，其残暴程度与秦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结果是他们的帝国连同他们的文明一并毁灭，而且不再复活。
这可真是印证了陆贾对刘邦说过的话：天下可以在马上获得，不可在马上治理。
有所不同的，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也是勃然崛起的。他们先是在中国进入春秋中期的时候，直接由部落联盟变成了王国，又在第一任国王居鲁士手上迅速变成了帝国。我们民族花了一千八百年才走完的路，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
幸运的是，波斯人并没有单纯依靠武力。
帝国第四任皇帝大流士是一个改革家，他跟秦始皇一样修建了国道和高速公路。从苏撒到小亚爱非斯的御道全程两千四百公里，另一条重要干道则西起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至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边境。这是他的车同轨。
同样，大流士也清楚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因此确立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为国教，但只作为精神寄托和号召，不强迫臣民信仰。这是他的独尊儒术。
大流士，是秦始皇加汉武帝。
此外，大流士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铸造金币，行省铸造银币，自治城市铸造铜币。相比较而言，马其顿帝国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腊的银币，虽有利于商业，却不利于集权。
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又分级铸造，大流士张弛有度。
这一事实也证明，波斯帝国是实行郡县制的。只不过他们的郡叫萨特拉皮亚，汉译为省，有二三十个，大多是被他们灭掉的国家，比如巴比伦省、埃及省、印度省，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改灭国为郡县一样。
波斯帝国的行省，每省一个总督（省长），一个省军区司令。省军区的上级是大军区，一共五个。大军区统辖省军区，最高统帅则是波斯皇帝。
行省的总督和司令却互不隶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总督身边还有皇室秘书，是皇帝的特派员和耳目。此外，皇帝还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地明察暗访，通报社情民意。
有垂直管理的军政两个系统，有军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还有钦定的信仰、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波斯堪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那么，大流士们的江山永固了吗？
没有。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四年后，大流士三世兵败身亡，波斯帝国便万劫不复。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期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况，分封只是分权，不是分裂。有一个“王国与郡县并存”的过渡期，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
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能分权。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王国与郡县也不能并立。任由王国发展，势必尾大不掉。因此，分封同姓诸侯只能是权宜之计，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则势在必行。
是的。封建制或邦国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必须死在沙滩上。
只不过，最好是安乐死。
于是，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
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设计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纵横家，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这当然行得通，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这也讲得过去，因为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这又是对帝国非常有利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诸侯的实力已被削弱。
所以，汉武帝立即采纳。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这主意的主父偃，跟当年力主削藩的晁错一样，也无辜被杀。而且，极力主张杀掉主父偃的，正是新儒家公孙弘。
公孙弘为什么要杀主父偃？
因为主父偃把事情闹大了。
前面说过，公孙弘是新儒家，主父偃是纵横家。纵横家都喜欢惹是生非，主父偃也不安生。他先是揭发燕王刘定国，后来又整治齐王刘次昌，罪名都是淫乱。
结果，燕王和齐王畏罪自杀，王国归了中央。
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也不奇怪。七国之乱以后的诸侯王，既无权力治理王国，也不能任命高级官员，实际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在帝国中央派去的国相监视之下，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不淫乱又能干什么？
何况国王有罪，正好夺其王国，汉武帝求之不得。
所以，他并不打算杀主父偃。
公孙弘却慷慨陈词。他说，害得齐王身死国除的，就是主父偃。不杀了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
汉武帝当然不能说齐王自杀正合朕意。而且，从韩信之死到晁错之死，大汉皇帝从来就不在意兔死狗烹。于是主父偃被灭族，时间也在元朔二年。后来，司马迁把公孙弘和主父偃合为一传，则更是意味深长。[3]
不过，主父偃虽死，推恩法却大力推行。
推恩法的紧要之处，是诸侯王的子弟只能封侯，不能封王。侯的封号由汉武帝确定，封国则改属中央，不再属于原来的王国。很清楚，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汉帝国，只不过侯国在名义上仍属于诸侯王子弟。
所以，汉武帝还要巧取豪夺。
夺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找茬治罪。正好，汉文帝曾经规定，每年八月大祀宗庙时，诸侯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叫酎金（酎读如宙）。汉武帝的办法则是：酎金分量不够或成色不好，取消侯爵封号，收回侯国。
那么，分量够不够，成色好不好，谁说了算？
汉武帝。
这实在太方便了。结果，仅元鼎五年，因为酎金问题而被夺爵的列侯，一次就多达106人，丞相赵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然而终武帝一朝，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总共也才175人。诸侯王身上的肉，就这样零割下来，又吞进汉武帝的肚子里，只不过走了推恩的程序。[4]
黑社会洗钱，也不过如此吧？
然而就连被一削再削的诸侯王，汉武帝也不放过。武帝一朝，因有罪而被废的王国有九个，名单如下：
诸候 人物 结果 罪名
淮南王 刘安 自杀国除 谋反
衡山王 刘赐 自杀国除 谋反
济川王 刘明 废为庶人，国除 杀人
燕王 刘定国 自杀国除 淫乱
齐王 刘次昌 自杀国除 淫乱
江都王 刘建 自杀国除 谋反
济东王 刘彭离 废为庶人，国除 杀人越货
常山王 刘勃 徙房陵，国除 不守礼法
济北王 刘宽 自杀国除 乱伦、诅咒
此外，还有四个王国由于没有后代，也被撤销。
半数左右的王国没有了，大多数侯国也没有了。那些苟延残喘的王国和侯国，则早与郡县无异。封建制的后遗症已不足为患，要帝国还是要邦国更无须争论。
实际上到这时，无后的也好，有罪的也罢，都已经不成气候。世袭的王侯不过纨绔子弟，从小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并无阅历，更无能力，名为凤子龙孙，实为酒囊饭袋。除了被汉武帝当作羔羊宰割，其实别无选择。[5]
就连淮南王刘安，也如此。
吴王刘濞之外，最有谋反资本的就数刘安。他是刘邦小儿子刘长之子，不折不扣的“刘皇叔”。刘安自己学问既好，手下人才也多，《淮南子》就是他主编的。所以，从汉武帝继位起，就不断有人说他能当皇帝。
刘安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怎么样呢？谋反策划了近二十年，败亡却在顷刻之间。汉武帝甚至没费一兵一卒，只是派官员到淮南国去办案问罪。结果使节未到，刘安就自杀了。[6]
这时回首七国之乱，便觉恍如隔世。
想当年，刘濞的气焰何等嚣张，帝国的形势又何等严峻。惊慌失措之下，汉景帝甚至杀了晁错，撤销了削藩令，刘濞却照样称帝，照样发兵。
那么，刘濞为什么这样猖狂？
因为既掌握了地方财政，又勾结了民间资本。吴国境内是有铜山和大海的。刘濞便开山采铜，煮海为盐，结果富甲天下。于是他的王国全民免税，服兵役则有补贴。在别处作案的逃犯，也都被他包养起来。他甚至以招降纳叛和藏污纳垢闻名天下，就像《水浒传》中的柴进。
刘濞招揽的人才，无疑包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即所谓“铸钱奸人”（其实还应该包括盐商）。此外，则是“无赖子弟”和亡命徒。也就是说，刘濞是把割据势力、民间资本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都拢在一起的。[7]
这当然都因为他有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有钱能使鬼推磨。事实上，一个政权，不能没有印把子，也不能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有笔杆子才有文治，有枪杆子才有武功。但没有钱袋子，一切都是空谈。
钱袋子捏在别人手上，也是空谈。
汉武帝，还必须在经济战线展开斗争。
要钱更要命
汉武帝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淮南王刘安自杀三年后全面展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东郭咸阳是盐商，孔仅是铁商，桑弘羊则是商人的儿子。用他们三人搞经济改革，堪称“以商治商”。[8]
事实上，西汉的商业是繁荣的，产业也全面。司马迁开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业就有冶金、盐业、物流、粮食、畜牧、高利贷、博彩、零售、化妆品、饮料、小五金、肉制品等等，不一而足。[9]
利润最高的，是铸钱、炼铁、煮盐。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三个产业国营化。其中，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死罪；有胆敢私自炼铁的，重刑。
汉初致富者的营生
姓名 行业与活动
卓氏 冶铁，对外贸易
程郑 冶铁，对外贸易
孔氏 冶铁，规陂池
邴氏 冶铁，经商，放贷
刁闲 贩卖鱼、盐
师史 贩卖遍及全国
任氏 粮食的储存、交易，力田、放牧
桥姚 牧马、牛、羊
无盐 放贷
诸田 经商
栗氏 经商
社氏 经商
尽管汉高祖制定了各种抑商的法令，但在汉初仍有许多容易致富的行业。据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
真正的国有企业，从此开始。[10]
盐业则开放一半。煮盐由民间，卖盐由官方。生产成本由民众负担，生产工具由官府提供，产品也由官府收购专卖，算是公私合营加统购统销。
二十一年后，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
这当然是与民争利，因此引起极大不满。直到很久以后，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骂。苏东坡由于痛恨桑弘羊，甚至连司马迁也骂了。[11]
其实这项改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经济，更在政治。采铜、炼铁、煮盐，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滨海，政府根本就鞭长莫及，岂非失控？
何况盐可以换成钱，铁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变成战士，货车可以改装成战车。如果铜钱还可以私铸，那些私营矿主谋起反来，岂非很方便？
金融垄断，盐铁专卖，并不只是简单地要钱。
真为了要钱的是算缗（读如民）。
缗，就是一千钱；算，就是二百文。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具体地说，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政府则二缗抽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则税率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只有一个人响应。
这个人叫卜式。
卜式是个畜牧业主，老早就向帝国捐款，曾经申请捐出家产的一半。汉武帝奇怪，便派使者去问他。
使者问：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不想。我是个放羊的，不会做官。
使者又问：你是有冤情要申诉吗？
卜式又说：没有。我人缘很好，没人冤枉我。
使者再问：那你到底为什么？
卜式又说：爱国呀！
使者回去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又告诉公孙弘。
公孙弘却说，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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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是秦始皇加汉武帝。
此外，大流士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铸造金币，行省铸造银币，自治城市铸造铜币。相比较而言，马其顿帝国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腊的银币，虽有利于商业，却不利于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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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垂直管理的军政两个系统，有军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还有钦定的信仰、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波斯堪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那么，大流士们的江山永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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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四年后，大流士三世兵败身亡，波斯帝国便万劫不复。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期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况，分封只是分权，不是分裂。有一个“王国与郡县并存”的过渡期，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
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能分权。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王国与郡县也不能并立。任由王国发展，势必尾大不掉。因此，分封同姓诸侯只能是权宜之计，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则势在必行。
是的。封建制或邦国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必须死在沙滩上。
只不过，最好是安乐死。
于是，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
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设计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纵横家，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这当然行得通，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这也讲得过去，因为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这又是对帝国非常有利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诸侯的实力已被削弱。
所以，汉武帝立即采纳。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这主意的主父偃，跟当年力主削藩的晁错一样，也无辜被杀。而且，极力主张杀掉主父偃的，正是新儒家公孙弘。
公孙弘为什么要杀主父偃？
因为主父偃把事情闹大了。
前面说过，公孙弘是新儒家，主父偃是纵横家。纵横家都喜欢惹是生非，主父偃也不安生。他先是揭发燕王刘定国，后来又整治齐王刘次昌，罪名都是淫乱。
结果，燕王和齐王畏罪自杀，王国归了中央。
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也不奇怪。七国之乱以后的诸侯王，既无权力治理王国，也不能任命高级官员，实际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在帝国中央派去的国相监视之下，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不淫乱又能干什么？
何况国王有罪，正好夺其王国，汉武帝求之不得。
所以，他并不打算杀主父偃。
公孙弘却慷慨陈词。他说，害得齐王身死国除的，就是主父偃。不杀了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
汉武帝当然不能说齐王自杀正合朕意。而且，从韩信之死到晁错之死，大汉皇帝从来就不在意兔死狗烹。于是主父偃被灭族，时间也在元朔二年。后来，司马迁把公孙弘和主父偃合为一传，则更是意味深长。[3]
不过，主父偃虽死，推恩法却大力推行。
推恩法的紧要之处，是诸侯王的子弟只能封侯，不能封王。侯的封号由汉武帝确定，封国则改属中央，不再属于原来的王国。很清楚，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汉帝国，只不过侯国在名义上仍属于诸侯王子弟。
所以，汉武帝还要巧取豪夺。
夺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找茬治罪。正好，汉文帝曾经规定，每年八月大祀宗庙时，诸侯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叫酎金（酎读如宙）。汉武帝的办法则是：酎金分量不够或成色不好，取消侯爵封号，收回侯国。
那么，分量够不够，成色好不好，谁说了算？
汉武帝。
这实在太方便了。结果，仅元鼎五年，因为酎金问题而被夺爵的列侯，一次就多达106人，丞相赵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然而终武帝一朝，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总共也才175人。诸侯王身上的肉，就这样零割下来，又吞进汉武帝的肚子里，只不过走了推恩的程序。[4]
黑社会洗钱，也不过如此吧？
然而就连被一削再削的诸侯王，汉武帝也不放过。武帝一朝，因有罪而被废的王国有九个，名单如下：
诸候 人物 结果 罪名
淮南王 刘安 自杀国除 谋反
衡山王 刘赐 自杀国除 谋反
济川王 刘明 废为庶人，国除 杀人
燕王 刘定国 自杀国除 淫乱
齐王 刘次昌 自杀国除 淫乱
江都王 刘建 自杀国除 谋反
济东王 刘彭离 废为庶人，国除 杀人越货
常山王 刘勃 徙房陵，国除 不守礼法
济北王 刘宽 自杀国除 乱伦、诅咒
此外，还有四个王国由于没有后代，也被撤销。
半数左右的王国没有了，大多数侯国也没有了。那些苟延残喘的王国和侯国，则早与郡县无异。封建制的后遗症已不足为患，要帝国还是要邦国更无须争论。
实际上到这时，无后的也好，有罪的也罢，都已经不成气候。世袭的王侯不过纨绔子弟，从小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并无阅历，更无能力，名为凤子龙孙，实为酒囊饭袋。除了被汉武帝当作羔羊宰割，其实别无选择。[5]
就连淮南王刘安，也如此。
吴王刘濞之外，最有谋反资本的就数刘安。他是刘邦小儿子刘长之子，不折不扣的“刘皇叔”。刘安自己学问既好，手下人才也多，《淮南子》就是他主编的。所以，从汉武帝继位起，就不断有人说他能当皇帝。
刘安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怎么样呢？谋反策划了近二十年，败亡却在顷刻之间。汉武帝甚至没费一兵一卒，只是派官员到淮南国去办案问罪。结果使节未到，刘安就自杀了。[6]
这时回首七国之乱，便觉恍如隔世。
想当年，刘濞的气焰何等嚣张，帝国的形势又何等严峻。惊慌失措之下，汉景帝甚至杀了晁错，撤销了削藩令，刘濞却照样称帝，照样发兵。
那么，刘濞为什么这样猖狂？
因为既掌握了地方财政，又勾结了民间资本。吴国境内是有铜山和大海的。刘濞便开山采铜，煮海为盐，结果富甲天下。于是他的王国全民免税，服兵役则有补贴。在别处作案的逃犯，也都被他包养起来。他甚至以招降纳叛和藏污纳垢闻名天下，就像《水浒传》中的柴进。
刘濞招揽的人才，无疑包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即所谓“铸钱奸人”（其实还应该包括盐商）。此外，则是“无赖子弟”和亡命徒。也就是说，刘濞是把割据势力、民间资本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都拢在一起的。[7]
这当然都因为他有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有钱能使鬼推磨。事实上，一个政权，不能没有印把子，也不能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有笔杆子才有文治，有枪杆子才有武功。但没有钱袋子，一切都是空谈。
钱袋子捏在别人手上，也是空谈。
汉武帝，还必须在经济战线展开斗争。
要钱更要命
汉武帝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淮南王刘安自杀三年后全面展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东郭咸阳是盐商，孔仅是铁商，桑弘羊则是商人的儿子。用他们三人搞经济改革，堪称“以商治商”。[8]
事实上，西汉的商业是繁荣的，产业也全面。司马迁开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业就有冶金、盐业、物流、粮食、畜牧、高利贷、博彩、零售、化妆品、饮料、小五金、肉制品等等，不一而足。[9]
利润最高的，是铸钱、炼铁、煮盐。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三个产业国营化。其中，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死罪；有胆敢私自炼铁的，重刑。
汉初致富者的营生
姓名 行业与活动
卓氏 冶铁，对外贸易
程郑 冶铁，对外贸易
孔氏 冶铁，规陂池
邴氏 冶铁，经商，放贷
刁闲 贩卖鱼、盐
师史 贩卖遍及全国
任氏 粮食的储存、交易，力田、放牧
桥姚 牧马、牛、羊
无盐 放贷
诸田 经商
栗氏 经商
社氏 经商
尽管汉高祖制定了各种抑商的法令，但在汉初仍有许多容易致富的行业。据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
真正的国有企业，从此开始。[10]
盐业则开放一半。煮盐由民间，卖盐由官方。生产成本由民众负担，生产工具由官府提供，产品也由官府收购专卖，算是公私合营加统购统销。
二十一年后，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
这当然是与民争利，因此引起极大不满。直到很久以后，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骂。苏东坡由于痛恨桑弘羊，甚至连司马迁也骂了。[11]
其实这项改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经济，更在政治。采铜、炼铁、煮盐，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滨海，政府根本就鞭长莫及，岂非失控？
何况盐可以换成钱，铁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变成战士，货车可以改装成战车。如果铜钱还可以私铸，那些私营矿主谋起反来，岂非很方便？
金融垄断，盐铁专卖，并不只是简单地要钱。
真为了要钱的是算缗（读如民）。
缗，就是一千钱；算，就是二百文。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具体地说，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政府则二缗抽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则税率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只有一个人响应。
这个人叫卜式。
卜式是个畜牧业主，老早就向帝国捐款，曾经申请捐出家产的一半。汉武帝奇怪，便派使者去问他。
使者问：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不想。我是个放羊的，不会做官。
使者又问：你是有冤情要申诉吗？
卜式又说：没有。我人缘很好，没人冤枉我。
使者再问：那你到底为什么？
卜式又说：爱国呀！
使者回去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又告诉公孙弘。
公孙弘却说，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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