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很难来一次,有时一个月,有时半年,有时甚至一年也见不到踪影。
在陈宝骅12岁以后,他记忆中的父亲完全消失了。
他只知道每个月的中旬,都会有一个头戴礼帽的陌生人来给妈妈送钱,他们就靠着这笔固定的收入维持着一种中下层人的生活。
起码在陈宝骅的记忆中,他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他和母亲的饮食起居都由一个中年女佣人照顾着。
但是陈宝骅就是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自己和妈妈为什么会被父亲给抛弃了,父亲为什么从不关心他们母子。
后来陈宝骅到了欧洲留学,在欧洲,他满怀深情地给那位从不相识的父亲,写了一封又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企盼着父亲能够相认他这个年轻英俊才华出众的儿子。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他从末收到过一封回信,除了母亲那絮叨的问候以及每个月从母亲那儿转来的冰冷的汇款单外,陈宝骅没有得到一点渴望的父爱温情。
陈宝骅忽然明白了,自己在那位高官厚禄的父亲心目中,是多么的微乎其微,无足轻重。父亲可以没有他这个儿子,他却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有一天他能够像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得到父亲那温暖有力的关怀和支持。
他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亲切地用他那双大手,抹试着他蓬乱的头发,帮助他指点出人生的迷津和误区。
但是这一切对于他而言,却永远成了一种奢望,企图,梦想和幻觉,这让他的内心倍感孤寂。
陈宝骅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很简单的事情,对于他却要付出终生的代价。
生活,在他的眼里,就是一片荆棘,就是脚下随时会碎裂的薄冰层。
他不要那种大家都过的生活。
他发誓要向社会讨还公道。
那就是——向自己的生身父亲报复。
欧洲留学的经历,让陈宝骅的思想见识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幼小心灵深受创伤的他,一旦爆发,就会走向极端。
陈宝骅开始崇拜起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在他身上,一种暴力倾向在潜移默化。
极端的报复理念和心理让他和激进的、暴力的、恐怖的思想和理论靠拢,他成了随时可以爆炸的危险品。
陈宝骅内心最想干的事,那就是给自己的生父制造麻烦,报复他。
为此,让他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惜。
随着吴文雄的讲述,冯晨听着听着,怎么感觉这个陈宝骅的童年遭遇同自己是那么地相似,从小没有父爱,被父亲无端抛弃,冯晨在无形中已经对陈宝骅产生了很大的好感。
同病相怜啊!
讲述完,吴文雄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派陈宝骅这个堂弟来管后勤,目的就是要加强对干社的控制,所以你一定要同他处理好关系,并且给我干出成绩来。”
“我一定不给局座脸上抹黑!”冯晨忙表态道。
从吴文雄的办公室里出来,冯晨直接到了福开森路上的天福日杂百货店,见到了郑良才,冯晨把自己被吴文雄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这件事情,给组织做了详细汇报。
郑良才听后道:“好,很好!志达同志知道一定会非常高兴,你终于打入到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核心层里,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良才同志,李士群被捕的事情你给上级汇报了吗?”冯晨想起李士群被张冲放了出来,感到事情有些蹊跷便问道。
“汇报了,志达同志告诉我,李士群也是特科的,让你设法营救。”郑良才道。
“他已经被放出来了。”冯晨道。
“什么?他已经出来了?”郑良才吃惊地望着冯晨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