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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32章 歪打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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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晨的担心,果然在几个月后得到了验证。

    其实,苏联远东情报局的据点——瓦尔莎西菜馆,早已经被复兴社的王新衡和沈醉盯上了,只是苦于没有抓到任何证据,王新衡还没有动手。

    原来,罗伦斯上校到上海接手佐尔格的工作后,正值民党军队集中全力“围剿”苏区红军,苏联远东情报局在华的情报工作重点,也转移到搜集相关情报上来,以协助中国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

    罗伦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打开了情报工作的新局面。

    远东情报局的情报网络,遍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大城市,甚至渗透到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北平行营、南京警备司令部等要害部门。

    由于情报工作的迅速发展,罗伦斯对加入远东情报局的人员,在审查和使用安排上就不那么慎重了,后来加入的情报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最后终于从交通员陆海防身上,给整个远东情报组织带来了灭顶之灾!

    瓦尔莎西菜馆是远东情报局的核心所在,陆海防作为罗伦斯的重要交通员,担负着同其他情报网络之间的联络工作。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但陆海防没有经过系统的特工培训,人又有点油头滑舌。

    这个陆海防是湖南岳阳人,北平师范学校学生,北伐战争时期,在武汉参加革命,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任职。

    1930年5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陆海防在上海遇到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同事于生。

    此时的于生,已经是佐尔格领导下的拉姆扎情报小组的主要成员,于生了解陆海防精通英文,思想又比较倾向于革命,于是便吸收陆海防加入了佐尔格的情报组织。

    陆海防的主要工作,便是将每天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有价值的材料,翻译成英文。

    佐尔格调离上海前,根据秘密工作的原则,曾经严格要求,陆海防只能与于生单线联系,后来佐尔格调走,于生不久也调离上海。

    于生临行前,将自己负责的一部分情报关系转交给陆海防,让陆海防直接接受罗伦斯的领导。

    在于生移交给陆海防的情报关系中,有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叫刘思慕。

    刘思慕,广东新会人,岭南大学毕业,早年参加民党,曾任广东省党部秘书,后经鲍罗廷介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便脱离民党。

    1933年,刘思慕旅欧回国以后,在上海参加了远东情报局,1934年打入南京民党内务部,1934年底,更是贴近到蒋介石的身边,任蒋介石的“武汉行营”上校法规专员。

    此时,正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

    在内务部时,刘思慕便经常把蒋介石的围剿计划以及军事地图带回家,逐张拍摄下来,每张拍两次,冲洗后通过交通员传递给远东情报局的罗伦斯。

    刘思慕到蒋介石武汉行营任职后,更是集中精力搜集蒋介石追剿长征中的红军兵力部署情报,通过武汉的交通员把情报传递给上海的罗伦斯。

    这个交通员便是大名鼎鼎的崔国翰。

    崔国翰,湖北江陵沙岗人,1913年入湖北法律专科学校,1920年回乡,任县自治筹备处秘书,1927年6月,加入党组织,7月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27年11月,崔国翰受张知本邀请,出任湖北省政府秘书,后因湖北省政府被民党右派控制,崔国翰便改操律师职业。

    1931年,崔国翰到上海,遇到湖北老乡胡鄂公,胡鄂公当时已经是佐尔格的远东情报局里的秘密成员。

    胡鄂公是老同盟会会员,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曾参加了武昌首义,参与了革命军的重要军政指挥事务,为辛亥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心血与才智。

    在胡鄂公的介绍下,崔国翰加入了远东情报局,成为一名地下交通员,主要是作为于生和刘思慕之间的联络员。

    1933年,胡鄂公被捕,由于胡鄂公是老同盟会员,社会关系不一般,各方立即展开营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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