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我党决定,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同意周副主席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民党不能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
由于老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
形势的变化,我党决定周副主席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安志达年为代表,同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
这样,安志达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
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
在张冲的安排下,安志达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进行了会晤。
安志达将周副主席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
周副主席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的心情,。
接着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
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
周副主席在信中,对两陈寄以厚望:“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在信的末尾,周副主席向陈立夫介绍了安志达的任务:“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我党安志达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及时间,到时希赐接洽。”
陈立夫仔细看完信后问:“安先生,你是代表周个人还是你们党?”
陈立夫意在弄清楚安志达在谈判中的身份。
“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的,并非代表任何个人。”安志达非常干脆地回答说。
“既然是这样,那安先生能否先说说贵党关于合作的条件。”陈立夫点了点头。
“我党的条件是,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斗争,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安志达依据《抗日救国协定方案》回答道。
“就这些?”陈立夫问。
“还有,双方应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分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红军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我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
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我党组织。
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机关,红军派人参加。
在此基础上,我党承认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同时,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双方均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安志达一口气把我党的主张,陈述给陈立夫,然后接着问道:“陈先生,不知南京对我们的提议有何意见?”
“安先生,对你党提出的建议,我代表蒋先生先给予你们答复: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
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红军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工作。
第四,如果军队按上述处置,则你们所提各项政治要求都好办。”
陈立夫转述完老蒋的苛刻条件,望着安志达,微微笑着问:“安先生,这条件恐怕贵党不易接受吧?”
“陈先生,这些条件,是蒋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看来贵方毫无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