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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中村丰一又把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详细通报给了犬养健三人。
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有了尚方宝剑,二月份,高宗武终于飞出了令他窒息的汉口,抵达香港,重新活跃起来。
高宗武首先在香港开了一家“宗记洋行”作为掩护,稍事布置,又马不停蹄地转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试图尽快沟通与日本的联系。
高宗武在上海刚一落脚,便与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取得了联系。
松本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情报界把他看作是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是个重量级的人物。
松本与高宗武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有同窗之谊,与高宗武早就相熟。
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内情,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何时能重开谈判之门?
松本告诉高宗武,占领南京让日本人发狂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开的!
正当高宗武一筹莫展之际,一别数月的部下董道宁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个董道宁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他生于中国,长于日本,平常总是以“日华人”自居。
高宗武派董道宁到上海活动,毫无进展,他竟然在刚刚卸去“满铁”职务、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西义显的协助下,像回老家一样,很轻率地去了一趟日本,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搭上了线。
影佐祯昭以私人名义,写了两封措辞暧昧的书信,托董道宁带给日本士官学校时的老同学何应钦与张群。
影佐祯昭的信件,使高宗武大为兴奋,他似乎捕捉到了一丝打开僵局的希望。
高宗武带着初次出击的成果从香港飞回汉口,将影佐祯昭的信件交给侍从室,直接呈给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秘密召见了高宗武。
蒋介石召见过后,高宗武第二次从汉口飞赴香港,西义显早已从上海赶到香港等候。
两人见面后,高宗武告诉西义显,蒋介石看了影佐祯昭的信后,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东北、内蒙可以留待他日协商,河北、察哈尔则须绝对交还中国,日本应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
西义显将信将疑,觉得上述意见不像是蒋介石亲口说的,更像是高宗武凭着自己的自信与胆略,以蒋介石的口气而作的回答。
虽然有所怀疑,但西义显还是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
此时,日军锋芒正盛,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传话根本不屑一顾,没有作出任何的回应。
没得到明确答复,自负的高宗武,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汇报所事渺茫。
正在这个时候,恰好传来了日本近卫内阁改组的消息,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这让蒋介石嗅出了一丝“和平”的气息,老蒋授意,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名义给宇垣一成发了贺电。
一方面令高宗武立即飞往香港,再次向日本方面传话,告诉日方,国民政府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便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日军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
蒋介石的意思是在向日本显示实力,促使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对国民政府有利。
可是,让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高宗武虽然身为外交官,但骨子里却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识分子的习气,从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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