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一起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离开重庆的行动计划。
按照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与日本相呼应后,由云南军队首先出面通电全国:
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
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的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
接下来,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切断抗日政府通过桂越边界和滇缅边界得到外援的可能。
汪精卫要离开重庆去昆明,这让戴笠嗅出了汪精卫准备出逃的味道,戴笠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但却毫无办法。
思来想去,7号夜晚,戴笠来到了陈立夫的公馆,决定把事态的严重性给陈立夫汇报。
“陈部长,汪精卫打算去昆明演讲,恐怕里面有猫腻。”戴笠说道。
“有什么猫腻?”陈立夫望了眼戴笠问。
“根据上海发回来的情报,高宗武和梅思平已经同土肥原贤二达成秘密协议,我担心汪精卫会借机外逃。”戴笠回答说。
听到戴笠如此说,陈立夫沉默着,眉头紧皱,他在思考着戴笠的话,权衡利弊。
“汪兆铭毕竟是副总裁,他有行动的自由,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没理由阻止他的行动,这事必须给委员长汇报。”陈立夫思考了一阵说。
“我昨日已经给委员长行辕发去电报了,但至今委员长那边还没有回复,明天就是8号了,怎么办?”戴笠征求着陈立夫的意见。
“顺其自然吧。”陈立夫说。
见陈立夫是这个态度,戴笠只有起身告辞了。
其实,戴笠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8号,蒋介石抵达重庆,汪精卫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汪精卫、孔祥熙、叶楚伧、王宠惠、朱家骅等人谈话。
谈话开始后,汪精卫坚持着对日主和,他表示:
“目前,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
但蒋介石的发言,意思恰恰与汪精卫相反:
“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忘我,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
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了,正在谋求**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共同对抗日本的计划。
汪精卫激烈地反对着,谈话最终不欢而散。
12月18日,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
临离开重庆时,汪精卫给蒋介石留下了一封信,倒出了“主和”的道路远比“主战”困难的多,他在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
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详细告诉了龙云。
“龙主席,我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你发表通电拥护,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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