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端赖此制供役。商人以物输于官,而官按时估付账,各得其所,并无不当。弊生于不按时给钱,脏官勒索,禁之可也,焉能因噎废食?!”
曾省吾一笑道:“赵阁老所言甚是。只是,祖宗成法,只限京师,京师也只有几个衙门方可当行买办。然时下城市,凡是衙门,甚或凡是官员,即可持票令商铺买办。闻得有官员开‘至本衙交纳’一票送商铺,商铺送货上门,即说质次,命另送;再送,仍复如故。商铺遂知非为货物,实为勒索金钱。是以不少商铺见票,索性出钱免买。访得有一票而勒索商铺数十家者。故此制不改,终不可除其弊。”
“招商买办如何?”陈大春插话说,“衙门所需,张榜公示,商家自愿投帖,选质优价廉者取之。闻得居壕镜之佛朗机商人,即好竞争之法。”
“哼哼!”赵贞吉突然冷笑几声,道,“兴商虽不失富国之术,然抑末才是为政之理。衮衮诸公,朝堂之上,议这些当由吏目画策的细枝末节,岂不可笑?”
“以内江所见,当议什么?”高拱忍不住质问道。
“圣人云:君子不言利。”赵贞吉答,“商贾唯利是图,当议如何导之以义,因何处处为商人画策,助其逐利?”
“好一个君子不言利!误国害人至甚!”高拱大声反驳道,“《洪范》八政,首诸实货;《禹谟》三篇,终于厚生。足见古圣贤是极重言利的。可后世迂腐好名之人,倡不言利之说,遂使俗儒不通国体者转相传习,甚有误于国事。读书人受其毒害,要么成为只会放言高论的腐儒;要么成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此二者,皆失治国安邦之本意。何也?义者利之和,则义固未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安得把‘义’说得玄而又玄,离百姓远而又远?在高某看来,‘义’,绝非虚无缥缈之物,高深莫测之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义者何所指?乃是公众之利的总和,换言之,公众利益即为义。是故,为公众谋利即是追求义!治国安邦者,无非是千方百计为百姓谋利,既要为百姓谋利,却又说不能言利,岂不抵牾?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公忠谋国。”
这番话高拱早就想当众说出来,今日终于一吐为快,有种酣畅淋漓感。
文华殿内一时陷入沉默。
高拱见无人说话,便总结道:“恤商,一则改制,一则肃贪;而户部、工部所提恤商策,可为过渡期之办法。”他扫视一下众人,“诸公以为然否?”见无人说话,他又道,“待奏明皇上,敕令各该衙门行之。”又慨然道,“朝议恤商,拿出对策固然重要,但不是惟一。朝议恤商本身,就是向商民宣示朝廷恤商之诚,兴商之殷。盼商民闻朝廷之意,安居乐业,奋发进取,繁荣大明!”言毕,用力挥了一下手臂,“散了!”
走出文华殿,高拱叫住户部尚书刘体乾:“子元,户部不当只知理田赋,水饷、陆饷,商税、船税、货税,要统筹之。”他突然脸一沉,“元年时,我就请户部拿松江为例列个单子,迄今也未看到。”
刘体乾拱手致歉,拉了拉高拱的袍袖,走到一旁,低声说:“玄翁,今日不妨说出真相:其实,当年松江的税银,都是就地输徐府,再由京城的徐府铸银缴部。当时听玄翁一说要列单,以为是玄翁闻知此事,要追查。”
高拱既吃惊又疑惑不解,看着刘体乾,良久才问:“他因何要这样做?”
刘体乾回避着高拱的目光,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含糊地说:“去岁已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