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许之他日之利,自可令其佐我今日之计,彼必甘心为我所用。”
房尧第道:“玄翁之言合情合理!只是……”
不等房尧第说完,高拱接着道:“老俺闻我厚待其孙,必对我生感德之念。如其率兵来索,则我只严阵以待,而从容晓谕之:‘把汉那吉来降,我天朝知他是你的孙子,方如此厚待他。你不感恩,还要怎样?你若早有你孙之见,慕义来降,则待遇又岂在你孙之下?而今却拥兵强索,能无愧焉?’只如此说,不必恶言相向,则彼当计穷,而我乃以把汉那吉作为制约老俺的工具!”他得意一笑,“况且,黄台吉素恨老俺偏爱此子,而今此子南来,则必幸灾乐祸,归咎老俺偏爱惹祸。老俺来强索,黄台吉必不肯真心相助,从此父子之间亦当有嫌隙,而我得以喘息为备。”
“嗯,有道理!”房尧第点头道。
高拱继续道:“若老俺可图,或忿沮而死,则我速将把汉那吉送回,使领其众,仍受我之名号,我并宣示中外,有敢犯把汉那吉者,我必助其图之。黄台吉素恨此子,彼此必兵戈相见,相互厮杀,无暇他顾。我可借以修战守之备,享数十年之安矣!”
房尧第频频点头。
“若老俺厚爱其孙,必欲得之,强索不成,势必求归顺!”高拱兴奋起来,“彼求我,我开始却不答应。只是放话说:‘彼久作歹于中土,若非有真确证据,安得信其归顺。’此话故意让老俺闻之,再密使细作在旁为老俺画策说:‘若将赵全等绑了献于朝廷,归顺可成,把汉那吉可得,不的,则无计可施矣!’老俺必悟。若果绑缚赵全等人前来,我即受之,并对老俺说:‘观你之举,可谓诚信。今后你即为朝廷之臣,你之部落,皆我中国之赤子也。既是一家,你孙可听其归,不分彼此也!’如此,则是嘉其归顺,以大义与之,方成体面。”
“喔呀,玄翁真是高瞻远瞩啊!”房尧第赞叹道,“以常人的想法,留把汉那吉为人质,以为他日交换赵全之用。听玄翁一席话,方知这是自损尊严!不过玄翁,赵全为老俺立下汗马功劳,老俺似不会轻易答应献出赵全。”
“也不必斤斤计较于此!”高拱道,“老俺归顺,汉蒙一统,这才是大局。至于献不献赵全,只是象征罢了。汉蒙已然浑然一体,以贸易取代战争,即使赵全仍留在老俺身边,又能怎样?况有此风波,赵全必不自安,与老俺彼此生出嫌隙,有了二心,我再用计图之,有何不可?是以,今日不可说破,只加意厚待把汉那吉及阿力哥,对老俺可置之不理,待其来求,我再徐徐应对之,方为得计。”
房尧第也大感兴奋,道:“学生不惟钦佩玄翁的襟怀识见,更钦佩玄翁的判断力。”
“此计如何?”高拱问,语调中充满自得。
“只是,千百年来,与异族抗争,养成了士大夫的爱国心肠,尤其是自宋以来,士大夫极重气节,与外族交涉中一味抵抗,不敢甚至不知言和。”房尧第忧心忡忡地说,“况北虏铁蹄,数十年来,蹂躏我土、杀戮我民,官民无不怀深仇大恨,言和平者,必被目为汉奸!且先帝屡降明旨,敢言互市者斩!观玄翁之意,乃是以把汉那吉来降为契机,与北虏达成和平,以贸易取代战争,以汉夷一家化解敌对,为万世开太平!玄翁,此固为大气魄、大手笔,国家、民众皆受其惠;然则,玄翁个人所要承担的风险,却是难以估量的,还是要慎重才好!”
“是啊!”高拱慨叹道,“我朝读书人,忠君爱国之心无可置疑,惟不知何为爱国,何为误国。误以为对外一味强硬就是爱国,不知运用利机,最是令人痛心!”
“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扭转。”房尧第道,“是以玄翁当三思。”
“我说过,相天下者无己!”高拱慨然道,“国朝二百年矣,始终未能消弭北虏之患。无天时地利人和之象故也!今遇此良机,王崇古在外担之,吾在内主之,无论如何也要牢牢抓住,即使身败名裂,不复顾矣!”说着,快步坐回书案,对房尧第扬手道,“好了,我要将适才所言,修书王崇古,授以方略。”言毕,埋头奋笔疾书起来。
一个时辰后,王崇古、方逢时的使者带上高拱的书函,即疾驰而去。
夜已深了,高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把事态的各种可能性梳理了一遍又一遍,突然翻身坐起,披衣下床,唤道:“高福——”
高福已沉沉睡去,高拱喊了几声,才闻声前来。
“你快去,叫张翰林来见!”高拱吩咐道。
“老爷,等天亮了不中吗?”高福揉着眼说。
“叫你去你就去,还要讨价还价!”高拱呵斥了一句,向书房走去。
高福无奈,小跑着上了西单牌楼大街,直奔丰盛胡同张四维的宅邸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