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写了多少?”
玛丽:“呃。”她连写什么都没定下来呢。
见她神情空白无言以对的模样,伊丽莎白噗嗤一声笑起来。
倒是这个理,伊丽莎白不赞同玛丽放弃寻觅一位好丈夫,但写写东西充当消遣没什么。就如玛丽所说,万一她的小说成功出版,销量火爆,谁还嫌弃钱多呢。
“我不打趣你,”伊丽莎白说,“只是你要是写出来了开头,我可得当第一个拜读的人。”
还是算了吧!
玛丽瞥了一眼纸张上几个杀手的名字,觉得还是不折磨伊丽莎白的神经为好。
她拿起纸张,伊丽莎白注意到人名之后的圈和叉,忍不住问道:“这些记号是什么?”
玛丽:“嗯,我在想构思。”
其实她是在想哪个案件更适合改编。
十九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就差了百余年,可社会发展如此迅猛,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有一些并不适合放在维多利亚时期讲述。比如说名单中的加里·里奇韦——他有个更响亮的名字,绿河杀手。
绿河杀手逍遥法外几十年,警方早早地锁定了他,却始终找不到证据逮捕,直至DNA检验技术正式运用在了刑侦破案上,才得以起诉罪魁祸首。
而在歇洛克·福尔摩斯活跃的当下,人们可不知道DNA是什么。
所以需要运用现代科技破案的必须排除掉,而那些不需要现代科技的,也不是每一个都适合。
社会发展迅速,代来的是人们的心理变化。资本主义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扭曲,绝非十九世纪的人们可以想象的。
维多利亚时期的凶杀案,无非是仇杀、情杀,以及为了钱财走投无路、急红了眼。人们的动机很是直接,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执法方发现,在一个又一个越发诡异的案件中,他们往往无法从连环杀手的行为中找到一个明确的动机。
不是没有动机,而是变得更复杂了。
因此要是想从真实案件中提取灵感,玛丽要做的可不是照搬破案过程。
她既得保证现在的读者能够理解角色的动机,又得保持小说的戏剧性和曲折性,把故事讲的引人入胜。
这么筛选下来……
“画叉的是不适合写的故事,”玛丽指着名单对伊丽莎白解释道,“空白的是我在考虑,画圈的是可以写的故事。”
伊丽莎白的目光立刻停留在十几个姓名中唯一一个画圈的名字上。
“爱德蒙·坎伯。(*见注)”
她小心地念出了这个名字:“只有他的故事适合写,对吗?”
玛丽:“…………”
真的好奇怪啊!
不怪玛丽多次感叹,她漂亮端庄灵动大方的好姐姐念出一名恶魔的姓名,玛丽只觉得浑身不舒服。她点了点头,刚想胡乱敷衍过去,就听到宾利小姐的声音自背后传来:“你们在说写什么故事?”
玛丽面无表情地收回纸张:“没什么。”
然而宾利小姐却并没有听懂玛丽想要结束话题的意思——她也可能听懂了,就是单纯不想。宾利小姐自顾自地坐到了玛丽身边,笑道:“我可全听到了,玛丽小姐是打算自己动笔写小说,好要出版成书,是吗?”
“……”
有点羞耻。
玛丽本来就不是张扬的性格,而且她还没动笔呢,就这么嚷嚷出来,实在是太尴尬了好吧!
然而宾利小姐可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她这么一开口,连和宾利先生打桥牌的赫斯特先生都听见了。
“写小说?”
宾利先生兴致勃勃地放下手中的牌,认同道:“玛丽小姐才思敏捷,我觉得她一定能写出好故事来。”
“可不是。”
宾利小姐附和道:“你瞧,在座的各位见多识广,也读过不少书籍。要是想写书,不如把故事梗概给大家讲讲,好让先生们提提意见,说不定还能帮你引荐出版商,你说呢,玛丽小姐?”
玛丽的回应则是立刻挂上了她招牌的假笑。
她哪儿能不懂宾利小姐的意思?现在这位年轻姑娘可是把自己当做头号情敌,误以为她对达西先生芳心暗许,因此恨不得玛丽在达西面前狠狠出丑才好。
讲道理,玛丽对达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她自然不介意充当伊丽莎白的挡箭牌。然而就算是宾利小姐用的不过是小学生手段,没完没了也好烦啊!
特别是她这番怂恿,言行举止都写满了“瞧不起”三个大字,分明是不相信玛丽一个乡下小姐能想出什么好故事来。
既然这样,就别怪她不客气了。
“好啊,”玛丽笑眯眯道,“那我就讲讲。”
连窗外一个人影都能把宾利小姐吓晕过去,玛丽就不相信她听完真实案件后还能这么放松,是她自己要听的,可不是玛丽故意吓她!
舞会结束后,在回去的路上,玛丽的脑海中始终在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一位年轻的福尔摩斯,在伦敦,还是名侦探。
天,玛丽就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情,还能有第二名福尔摩斯侦探?
心心念念的梦想成真了,玛丽感觉自己可能是在做梦。
这种虚幻的幸福感一直持续到回家,班纳特太太开始抱怨今夜的意外时,玛丽都没有感觉到困扰。
一见到班纳特先生,班纳特太太憋了一路的话总算是有处可倒了。她先是埋怨了小偷来的不是时候,又觉得达西先生着实无礼、讨人厌烦。到了最后,甚至开始训斥起玛丽来:“不等主人允许便擅自行动,平日读书多读进肚子去了,连礼仪都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