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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的还是天花板。洪衍武特意去王府井苦寻了几只吸顶灯给装上去了。今天的人们绝不会想的,像这种现在看来最简易、最廉价的灯具,在当年却能呈现出一种奢华的风貌。
于是乎,不但那些施工的工人个个都是一副引以自傲的表情。常显璋和顾凌烨看了喜不自胜,就连常显璋的父母回京进家门的时候也是震惊非常。
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这是自己阔别多年的那个家。十分夸张地声称,家里简直快赶上“京城饭店”了。
其实这种效果,和今日的电视台播放的《交换空间》进入最后一环时,效果相差无几。在当年这个毫无家装意识的时代,洪衍武露的这一小手儿,虽然在他自己看来不值一提,甚至缺陷多多,可的的确确已经达到领先潮流的效果了。
解决了房子的问题,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有关新郎、新娘的行头,和他们的新婚合影了。这是因为办这两件事都需要充沛的时间。
要说拍合影还好说一些,拿着钱去“华夏”或是“大北”直接交钱就行,当时离“五一”还有二十天呢,时间满够。
关键是行头问题却比较让人为难。因为当时能买到的成衣种类实在是太普通了,布料倒是有好的,可好的裁缝却又难寻。
像京城最有名的制衣店,排在第一号的当然就是“红都”了。(原名“波纬服装店”,“运动”中改名“红都”。自1967年至1997年,在逐渐恢复老字号的过程中,既恢复了“波纬服装店”的店名,也未更改红都店名。因为如同七十年代以前的“波纬服装店”,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使“红都”本身成了一块金字招牌)
它不但是建国后由沪海迁京二十一家服装店中仅存的一家。而且从1957年起就一直承担着为国家领导人制衣的工作。
但一来“红都”门槛太高,有限的人力资源只为领导干部和外宾服务,小老百姓人家恕不接待。
二来即使能找着门路,可由于人家业务繁忙,等待的时间过长。真等衣服做出来至少也得俩月之后了,实在是不赶趟啊。
不过没关系,别忘了观音院东院可还有个内务府广储司衣作世家的苏慎针呢。
若真论手艺,比起这位当年做一身衣服够吃一个月的“苏裁缝”来,“红都”的裁缝也得磕头叫师傅,他做这么两身新衣当然不在话下。
于是洪衍武带着常显璋和顾凌烨就先去挑好了布料,然后他们就直接去了“苏裁缝”家里。
老苏也不推脱,现场量完尺寸直接让一个星期来取衣服。至于代价嘛,老苏哈哈一笑就开了个玩笑。
他说就冲常显璋当年管教洪衍武,让全院儿过了两年安生日子,自己就欠他一份儿,如今正好谢他,自然不能要钱。更何况他自己也好久没做正经衣裳了,还真有点技痒难耐呢。
得,这几句话一说,常显璋和顾凌烨当场就都笑了,唯独洪衍武脸上满是尴尬。
既然赶时间的事儿都处理完毕,那么剩下的采买任务也就轻松许多了。
这件事儿上洪衍武跟常显璋、顾凌烨合计了一下。
首先是家具家什上,由于常家并不缺少什么。两个人办结婚证时,领回的那份结婚专用票就满够用了。
这是七十年代特有的福利,凭票能买到一只大衣柜、一张圆桌、一张双人床、两把折叠椅子外加一个精钢锅。
当时流行的家具颜色是地板黄,家具款式都大同小异,也不用费心挑什么。但这些要都买下来却需要二百多元钱,也不是人人都敢问津的。
最麻烦的就是没人给送货,得自己找车自己搬,回家床还得自己组装。
但人手洪衍武最不缺,他自己都没出马,陈力泉带着手底下几个“管眼的”就把事儿办了。
运输工具当然靠三轮儿,福儒里的“黑子”继承了他父亲的光荣传统,也当了“板儿爷”。通过这小子在“起重社”拢共招呼了四辆三轮车,一人私下给了五块钱一盒烟,一趟就东西都拉回来了。
而且因为钱给的多,这些“板儿爷”也都主动帮着抬东西,别看常家在三楼,大伙儿齐心协力根本没歇气,一趟就把家具都弄上去了。
有不少楼里的老邻居们,看见这十几个大小伙子热火朝天甩膀子大干的情形,都颇为意外。私下里甚至还误以为常副局长已经官复原职了。再见常显璋就不觉客气了许多,也主动打招呼了。
因为若不是如此,哪儿会有这么多人听常家的使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