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叫应老师好了。”
“还是叫小丫头顺口。”
“跟您提了批评意见,您怎么就是不虚心接受呢?您这么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的表现啊。”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小丫头,不,应老师。”
“能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好领导。我问您,他们真能把八句诗修改润色后,书写出来吗?”
“当然啊,我还要写小序呢。”
“他们能送我一份吗?”应老师问。
“当然。”
“我担心他们说话不算数啊。”
“怎么会不算数呢?”
“他们不送我怎么办?”
“把我的给你啊。”
“这还像个县委书记的样子。”应老师说。
“谢谢表扬。”
“我问您,您为什么刚开始不同意跟我一起唱歌呢?”
“不是唱了吗?”
“那是后来。”
“反正唱了啊。”
“您是不是觉得我歌唱得不好,配不上您的歌喉啊?”应老师问。
“别睁着眼睛说瞎话啊,谁不知道你歌唱得好啊。”
“那您是不是觉得我地位低下,不配跟您一起唱歌啊?”
“你怎么越问越没有水平啊,你地位低下什么?你地位低下,怎么我点名请你当评委?地位低下怎么能跟央企领导、市长打分?”我说。
“你地位低下,怎么是网络名人?怎么是新凌河大桥的形象代言人?”我说。
“那您是不是觉得我长得不好看,不配跟您一起唱歌啊?”
“你拿个镜子照一照啊,看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啊。”
“我照了,我觉得好像不难看啊。”
“那看跟谁比。”
“什么意思?”应老师问。
“如果跟猪八戒比,你当然不难看啊。”
“我又对您有意见了,您一个县委书记,怎么能这么贬低群众,贬低老百姓呢?”
“好吧,我虚心接受。跟东施比,你当然不难看啊。”
“反正在您眼里,我总是一个不好看的小丫头。”
“我的眼长在我眼眶里,怎么看是我的事。”
“您知道吗,我第一次跟您对唱,心情非常激动。能跟我的救命恩人一起唱歌,是我最大的幸福啊。”
“你接着吹啊,还什么是最大的幸福?”
“本来是这样啊,我没有吹啊。”
“我记得跟你说过多次,你怎么就一点不长记性呢?”
“怎么不长记性?我告诉您,我记性好的很。我能熟练地学习和运用英语,就是记性好的结果。”应老师说。
“你不是我救的,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我也没那个能力救你。我不是跟你说过多次吗?你怎么还是记不住呢?”
“您怎么总是让我对您有意见呢?所有的人,包括我父母都明白,如果不是您,我早就不在人间了。您说,您不是我的救命恩人,谁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的救命恩人,应该是许许多多的救援人员,包括医务人员,包括一线、二线的所有的救援人员。说大一点,就是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我说。
“我当然会常常怀着感恩的心活着,不过,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您纵身一跃,拉住我,我早就没命了。”
“那也会有人施救你的啊。”
“即便有人救我,哪有像救您那样的力度啊?没有像救您一样的力度,我能活到今天吗?再说了,如果不是您紧紧抱着那颗树,我们两人说不定都活不成了。所以,我很感谢您。”
“你怎么不感谢你自己啊?”我问。
“凭什么要感谢我自己啊?”
“如果你不死死抱住一个人的腰,你能活下来吗?所以,你要感谢你自己,能牢牢地抓住一棵救命稻草。”
“那不是一棵救命的稻草,那是一棵树,一棵牢牢地扎根大地的、坚强的大树。幸亏这个大树,我活了下来。”
“管它是救命稻草还是救命的大树,只要抓住就好,抓住就有一线生机。我这不是针对单个的被洪水卷走的事说的,不是夸你,也不是夸我。我这应该是对我们彼此的人生说的。”
“所以啊,我要谢谢您。”
“你不要把救人当包袱,当成沉重的负担。你应该好好活着,轻松自在地活着,幸福地活着。”
“谢谢书记。”
“不用那么客气。”
“书记能否告诉我?什么叫幸福地活着呢?”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对你幸福的活着的理解是,做人友,做人妻,做人母,做人祖母,平安祥和地活着,一直活到你身上所有的零部件,都自然地停止了工作为止。”我说。
“我记得有句歌词,叫做‘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人,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说。
“谢谢!您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
“知道啊。”
“说说看。”
“这么简单,还要说啊?”
“有时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您说吧。”
“《最浪漫的事》。”
“谁唱出名的呢?”
“台湾歌手赵咏华,因她的精彩演唱曾经风靡一时。”
“您知道是说作词?谁作曲的吗?”
“我记不得了。”
“您也有记不得的时候啊?我还以为您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呢?”
“你别损我了。”
“我告诉您,《最浪漫的事》是姚若龙作词,李正帆作曲的。”
“还是你脑子好使啊。”我说。
“我还有话要问您。”
“你问吧。”
“您被洪水卷走后,为什么翁书记要发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动用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救您呢?”应老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