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这里,许是我要和他分开了!
返城的前一天,几个饿昏头的可怜人抓了只野兔想要开荤,可没等兔子被宰透就饿得绿了眼睛。有个心急的学生把兔尾巴点着了,受了伤的兔子惊了,满草场的乱窜。
着了火的尾巴点了几个并排在一起的草垛,草垛借着风忽悠的着起来,一人多高的草也被大风刮过来的火苗子引着了,越烧越旺。
开始不停的有人用手边够得着的东西灭火,连成片的大火很快就朝着我们睡觉的地方烧过来,等我从捆好的行李卷上抽开手,已经被困在火笼子里出不去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早就有了预感,我会死在这片冷透了的土地上,只是我没想到的是我最后是被烧死的,也许老天要在我临死之前好好暖一暖我的身体。
火开始沿着我的脚边,沿着头顶的裂缝爬进来,我又开始埋怨我的父亲,也开始可怜我的母亲,以死相逼换来的儿子眼看就要化成一堆灰烬。
被浓烟熏得失去意识之前,我看见了向旸裹着湿透的棉衣滚进来,我的意识模糊了,喉咙里都是烧焦了的味儿。
我被向旸从火笼子里捞出来,作为代价,向旸一侧的脸毁了,瓷面一样的脸,毁了。
我还是要走的,向旸催促我赶紧上了那辆返程的卡车,我的行李烧没了,什么都带不走。
车子开了,向旸追着我做的卡车跑了几步,车子越开越快,我看见向旸追得越发吃力,急得从卡车上跳下来,一起坐在车上的人以为我疯了。
我是疯了,除了这个完好的空皮囊,我把灵魂留在这了,留在李向旸身上。
1980年春节
和向旸分开的第五个春节,我依旧不知这年夜里老的少的都因着什么乐得合不拢嘴,我本不爱笑的,我又要笑给谁看呢!
在母亲的怂恿下,我认识了几个长在其他大院里的姑娘。她们总是一副娇憨的模样在我面前讨好,丑极了,许是她们没生出李向旸那张瓷器脸,那双星子目。
可那张脸毁了,因为我,毁了!
1985年腊九
腊九那天,我在单位喝着母亲昨晚熬好的腊八粥,外面真冷啊!都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一点都不夸张。
我终究还是没法子把那些个长着粗胳膊粗腿的大丫头看进眼里。我和他们聊电影,聊京剧,可我只能从那些肥腻的嘴里闻到土腥味儿。
手里的《青春》杂质掉在了地上,低头去捡,被一双修长的手先拾起来,笋尖一样的指头,手背上粘了几道烫伤的疤,可惜了。
我抬头看这双手的主人,像十多年前和那扇坏了的门较量时一样好奇的寻着这双手的主人,是那张瓷器脸,星子目的主人。
李向旸,是他,左脸上因为我而落下了疤,是向旸。
1988年春节
向旸像前两年一样来我家过春节,只是今年不一样,我们两个大龄单身汉愁坏了母亲,特别的从街坊四邻收集了几个大姑娘的照片,硬生生的塞给我和向旸。
我敷衍的看了一眼就扔到了一边,母亲有打算从向旸那里下手,我闷着头不说话,得意的吃着自己手里的三鲜馅儿水饺。
“姨,我有对象了,打算明年就办事儿呢!”
这是向旸对着母亲说的一句话,我手里的白瓷碗掉了,碎成了好几瓣儿。
母亲摸着胸口一遍遍嘟哝着“碎碎平安!”我抬头看向旸,他没看我。
1989年七月
向旸结婚半年以后,那个吹口琴的女知青怀了向旸的孩子,她就是向旸去年春节的时候嘴里说的“对象”。
向旸说,她人好,不嫌弃他的脸毁了,他就要娶她。
1990年六月
向旸的孩子出生了,我去看了,本以为女孩儿会生得像母亲,却不想那孩子就像是从向旸的脸上扒下来一样。
我看了,喜欢的不得了,用上班这几年攒的工资给那孩子买了一支坠着金锁的镯子,那是好大一笔钱,可我觉得花得值。
1991年6月
水灾从今年五月份便有了苗头,六月中旬,我和向旸被派到灾害严重地区抢险救灾。
灾区受灾情况远比我们想象得眼中,房屋倒塌,满目汪洋,粮食减产,太湖水位比1954年最高水位还要高出0.14米。
我从没了顶的瓦片上救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又从湍急的河岸边拽回了一个装着婴儿的竹篮子。
向旸救了我,第一次是从能把人烤化了的火笼子,这一次是从能把人冻透了的冰窟窿。
他的尸体两天以后才被找着,我看着她的瓷面泡胀,看着他的星子目永远的闭上。
最后给向旸换衣服的时候我从他衣服里边贴近胸口的口袋里摸着了一个硬硬的物件儿。
掏出来,是只钢笔,1946年产的,派克。
1993年二月
向旸没了,那个会吹口琴的女知青疯了,据说在91年的雪夜里打着赤脚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
我在希望之家找到了向旸的女儿,三岁了,挂着小金锁手镯。
她是向旸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她叫亓旸。